為實現2015年12月巴黎氣候大會所達成的“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內”的目標，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正在實踐一種意義重大但成本高昂，且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技術——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

　　“全球二氧化碳捕集與封存項目雖然在穩步推進，但是整體發展情況落后于預期。”國家發改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NCSC）戰略規劃研究部主任劉強，在11月8日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3屆締約方大會中國角“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實踐與展望”主題邊會上介紹，目前全球CCS示范項目已達到300多個，雖然數量不斷增加，但是總體規模偏小，70%的全球CCS示范項目都還處于“中試”（10萬噸以下）或“實驗”（1萬噸以下）規模階段。

　　二氧化碳捕集與封存技術的基本原理是將二氧化碳從工業或能源生產排放的尾氣中分離出來，輸送到適宜的地點注入地下進行封存，使二氧化碳與大氣隔離，從而達到減緩溫室效應的效果。也有一些項目正在嘗試將捕集的二氧化碳氣體進行利用，例如通過地下管道傳送到溫室以幫助農作物生長，或者用于制造泡沫飲料或可再生燃料。

　　國際能源署（IEA）2015年預計，要實現上述氣候變化不超過2℃的目標，CCS技術在2015—2020年必須貢獻全球總減排量的13%。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也表示，如果不采用碳捕集和封存技術，將很難實現氣候變化不超過2℃的目標。

　　中國在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的文件《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中已經宣布，我國的自主行動目標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同時，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劉強認為，CCUS技術是中國能源低碳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仍將長期保持，CCUS將是煤炭規模化清潔利用的一個必然選擇。他認為，CCUS若能在2030到2050年間實現商業化發展，對中國減排的貢獻率有望達到10%-15%。

　　雖然CCUS技術不斷升級，仍面臨不少障礙，包括經濟成本高、額外能耗高、利益相關方難以協調、缺乏明確政策導向、公眾接受度不高等。

　　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氣候變化首席專家呂學都在上述會上表示，目前CCUS技術的發展仍未引起全球各國政府的足夠重視，缺乏一套完善的機制來推動，另外CCUS目前也缺乏政策和法律法規方面的支持。

　　劉強介紹，中國目前正計劃和已經實施的CCUS計劃共20余項，處于運行和在建階段的約10項左右，其中捕集環節集中于電廠和煤化工領域。然而，這些示范項目仍處于起步階段，規模相對比較小，而且運行年份比較短，只有三到五年的運行時間，在二氧化碳地質封存和大規模二氧化碳運輸與封存工程經驗等方面，都經驗欠缺。

　　在中國，CCUS已被列入多項重大科技規劃和行動中，包括發改委《國家重點推廣的低碳技術目錄》和國務院《“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但劉強提到，CCUS在中國依舊缺乏清晰的法律定位，項目監管的法律法規和相關標準還不夠完善。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2017年3月，亞洲第一個碳捕集和封存商業項目——中國延長碳捕集與封存一體化項目開工建設，該項目由陜西延長石油集團建設，每年將從陜西省一家煤制天然氣工廠捕集41萬噸二氧化碳。報道稱，中國還有7個類似項目正在籌備，未來將可儲存共900萬噸二氧化碳。中國計劃將這些捕集到的二氧化碳注入其日益貧瘠的油田中，以有效的提高油田產量。

　　經濟成本高，是目前CCUS技術大規模推廣的一大障礙。西北大學地質學系二氧化碳捕集與封存技術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馬勁風向財新記者介紹，在二氧化碳捕集方面，目前煤化工領域的成本最低，在中國捕集一噸二氧化碳最多需要100元人民幣，而鋼鐵、水泥等領域的捕集成本要高很多，每噸大致需要400元人民幣。

　　“由于CCUS技術非常昂貴，如果不能將它商業化運營，不能從中獲取利益，會造成這項技術的推廣遇到困難。”呂學都說，因此需要基金會和政府來對這一領域給予資金支持，需要設立一個創新的投融資機制來支持CCUS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只要我們讓這項技術不斷升級改造且降低技術造價，讓投資者看到這些項目有利可圖，我相信整個CCUS技術的推廣和運用會得到顯著的改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