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能源轉型歷史看，一次成功的能源轉型至少需要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從能源屬性及其技術經濟特點看，可再生能源要完全替代化石能源的進程顯然要花更為長久的時間。如果再考慮到能源轉型過程中現有主導能源利益相關者和“新”的能源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糾葛”帶來的阻力，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之路可能會更加艱難。因此，以
政策為主要驅動力的能源轉型需要“大智慧”和“大邏輯”貫穿始終。
從我國具體情況看，當前能源轉型所需要的“大智慧”和“大邏輯”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1. 盡快確立能源轉型的國家戰略
這一
問題與能源轉型的“治理”有關。德國和美國的能源轉型治理各有特色：德國能源轉型采取相對“集中”的治理方式，即在制定了國家層面的能源轉型目標、以強制上網電價（FIT)為核心的能源轉型法律和政策框架、能源轉型進展監控體系等。相比之下，美國轉型采取的是相對“分散”的治理方式。美國聯邦政府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制定了鼓勵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財稅鼓勵政策，但一直沒有全國統一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強制政策，可再生能源強制配額制度（RPS）目前只存在于29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
無論是分散治理方式，還是集中治理方式，基本上，可再生能源發展強制制度（FIT或RPS）執行越徹底，財稅補貼力度越大，可再生能能源發展就越快。這一點已經為德國和美國加州的實踐所證實。因此，從一般意義上講，所謂能源轉型的“國家戰略”的核心要義，是能源轉型統一目標的確立和完善的政策的有效推進。
我國的體制特點決定了能源轉型應更多借鑒德國經驗，采取“集中”的治理方式。但從治理角度看，我國能源轉型目前的問題并不是“集中”和“分散”的選擇問題，而是在集中治理方式下缺乏“能源轉型的國家戰略”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是我國能源轉型處于各個部委各自為政階段，每個部門就自己主管的領域自行決定重點，方向和速度。二是能源轉型缺乏清晰的戰略安排，實施路徑和推進速度也缺乏統籌考慮。三是能源轉型進展和政策實施效果無科學評估和考核。結果政策出臺了很多，能源轉型的問題也很多，但鮮有部門能夠出面糾正和完善。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我國能源轉型“國家戰略”的確立。
2. 能源體制改革應充分反映能源轉型的要求
能源效率有三類，用能技術決定的能源技術效率、企業管理決定的能源管理效率和國家能源體制決定的能源配置效率。我們能源配置效率面臨的問題是僵化的能源管理體制導致能源配置效率低下。能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從根本上講要依靠
市場機制的作用。但從能源轉型的要求看還涉及到技術問題。比如，
電力系統需要從大規模集中單向網絡向小規模、分布式雙向網絡轉型。電力體系的這種轉變，必然對電力體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電力體制改革應該考慮并充分反映這些要求；從中長期看，能源轉型要求石油和煤炭更加清潔地使用，而且相對數量要下降。這除了通過提高技術和排放標準，提高市場配置效率外，還需要加強煤炭和石油清潔利用的技術開發。因此，相關政策和制度應充分根據這一需求進行調整和完善。
基于此，由于我國能源轉型不僅要解決能源的技術效率和管理效率提高問題，還要解決配置效率提高問題。能源體制改革更需要在充分考慮能源轉型的能源技術和體系要求前提下來制定方案和推進，才有助于更好地實現能源體制改革和能源轉型匹配。
3. 能源轉型方向和進程不能由化石能源巨頭主導
目前席卷世界很多國家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種“輿論幻覺”，似乎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是一件對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有利的“皆大歡喜”的事情。也就是說，一方面，很多國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和目標，一些傳統化石能源公司，包括電力企業紛紛宣布將可再生能源作為公司的戰略重心；另一方面，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仍在實施，包括對化石能源的大規模補貼，可再生能源法發展在很多國家進展緩慢。事實上，化石能源巨頭高調參與可再生能源轉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主導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進程。比如，電力（電網）公司關心的是如何要求可再生能源適應并服從傳統的電網體系，而不是主動實現電網轉型來適應可再生能源發展。因此，當一家電力公司決定發展可再生能源時，首先會傾向于選擇不在自己的市場范圍內發展（不影響自己的傳統業務），或者傾向于發展大型太陽能電站或風電場，而不是分布式電站，并極力證明這是更經濟的選擇（實際上是對電力公司最經濟）。
在電力公司的長期宣傳下，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可再生能源技術（除了大型水電）只能補充已經建立的電力系統，并且它所能容納的可再生能源份額有一個固有的限制。然而，丹麥、德國、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經驗證明了實施適當的政策可以啟動成功整合更高份額的可變可再生能源。并且，能源轉型絕不僅僅是一個把可再生能源提高到現有電力系統所能容納的固定比例問題，而是建立一個主要基于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系統。這一系統與基于化石燃料的傳統電力系統無論從技術體系還是文化上都是不兼容的。
赫爾曼·希爾在其《能源變革：最終的挑戰》一書說得更為“直白”。他指出，“客觀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中是不可能實現共贏的。100%轉向可再生能源是工業時代以來最廣泛的經濟轉型。如果這個進程沒有勝利者和失敗者，是不可思議的。失敗者將不可避免地是傳統電力工業，其損失程度取決于其洞察力、決心和能力，以及進行徹頭徹尾地重組、直面迅速衰減的市場份額、發現新的業務領域?！?/div>
因此，能源轉型必須首先推動電力系統的轉型。電力（電網）系統轉型是能源轉型成功的關鍵，但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進展不能由電力公司等傳統化石能源巨頭主導。因為它們是可以從放緩能源轉型速度和進程中獲得經濟利益的主體，必須通過法律和政策要求現有的電力系統向適應可再生能源的方向轉型。
總之，要想讓我國能源系統按照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邏輯來實現轉型，必須要在確立能源轉型國家戰略基礎上，配套以推動能源轉型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由政府相關部門來主導和推動轉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轉型方向和節奏由電力公司等傳統化石能源巨頭主導的局面出現。
4. 基于能源轉型方向調整當前投資以避免鎖定效應
能源轉型本質上是一個能源系統轉型問題。這一轉型的核心是電力供應從一個基于傳統而僵化的基本負荷系統轉向更加靈活的，主要（甚至全部）由波動的可再生能源驅動的系統轉型。為此，傳統電力系統必須進行改造和重構，從而引發技術研發和投資方向的轉變。
然而，未來30-50年的能源系統是由當前的能源投資決定的。因此，當前的能源投資要真正符合能源轉型要求，成為未來能源系統的有效“成分”，就必須現在成為“能源轉型國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此，目前必須有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指導企業的能源投資方向和重點。否則，企業投資的方向和重點一定是沿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決策，而不是考慮能源轉型的方向和要求，從而最終導致我國未來能源系統（電力系統）鎖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來能源系統轉型的成本，甚至是系統轉型變成不可能。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能源轉型一定是差異化的，具有區域和國家特色。不存在全球統一的能源轉型戰略。雖然各國能源轉型方向相似，但起點不同，轉型路徑和方式自然不同。因此，即使是以德國為榜樣，學習德國的做法，也要從本國電網基礎設施的現實出發，基礎設施不如德國的其他國家也不必要為了動員使用可再生能源而發展覆蓋整個國家的電網，從而嚴重妨礙能源轉型的進程。具體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不是說“全球互聯網”和“特高壓骨干網”不可以發展，而是從能源轉型要求看，大力推動配電和用電側的智能雙向改造，接納更多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等可能是當前更為重要和迫切的問題，投入產出效果也更好。因此，從國家能源轉型層面看，這是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