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早已成為時代的主題，但近年來不容樂觀的環境形勢告訴我們，將口號真正變為行動有多不易。如何將可持續發展扎實體現在行動上？從金融的角度入手可謂提綱挈領。

“綠色金融將在塑造未來的歷史格局和發展方向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巡視員葉燕斐的視角具有啟發性。在他看來，金融具有通過市場化的定價來配置資源的功能。有了綠色金融和可持續發展的思維，就能讓金融資源流向支持可持續發展的部門和領域去。

9月26日，在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建院儀式暨綠色金融發展高層論壇上，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表示，把有效率的項目和回報率比較低的綠色項目來進行捆綁，或者政府對貸款貼息，用比較少的錢可以撬動比較大的資金。

馬駿還表示，空氣凈化器一度在市場上熱銷，這就是一個讓大家認識到成本的方式。以前覺得空氣不值錢，而現在發現空氣也有價格，有價格就有可能內生化。

綠色發展是否適合市場機制，這是輿論一大焦點。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中心主任焦小平直言，政府更多的是在規則制定和監管上發揮作用，市場的事要讓市場做。

實際上，8月31日，央行等七部委已經聯合出臺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王遙認為，綠色金融不僅需要自上而下推進，也需要自下而上行動。所以G20杭州峰會之后，我國在有了政策框架的基礎上，更多地要討論怎樣實現綠色金融。

對于綠色金融如何落地，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認為，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如何降低綠色產業的融資成本，使綠色產業得到更加低廉的資本支持。

馬駿表示，綠色產業發展的外部性有兩種，一種是綠色的正外部性，另一種是污染的負外部性。對于正外部性，需要通過措施激勵，比如降低融資成本；對于負外部性，通過相應措施提高融資其成本，抑制其投資。而這些力量不是都來自政府，也有很多來自社會。

葉燕斐則進一步指出，綠色金融要發揮作用，很重要的是需要市場價格來引導。

李俊峰指出，對于綠色金融的發展，中國在理念上很先進，但在實際發展方面和國際社會相比較，特別是和發達國家相比較，甚至是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較還是遠遠落后的。

在發展綠色金融的具體措施上，馬駿給出了多項建議。

“習主席講‘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什么意思呢？青山綠水是有價值的，關鍵是如何量化。”馬駿表示，若能夠把量化的方法講得很清楚，進而每個地方政府都能夠編一個“自然資源的資產負債表”，這對于改變以GDP為導向作為工作重點的思路是非常有幫助的。

如何使外部性內生化？馬駿獻出了多枚錦囊。他稱，我國的綠色投資大概只有15%的規模被財政覆蓋，還有85%需要民間資金。政府用比較少的錢可以撬動比較大的資金。“如果你貼3%的利息，就能夠撬動整個本金，撬動民間資本的杠桿率就是33倍。”

他提供的另一個方法是專業化的“綠色擔保”。這類機制在國外已經實施，美國能源部2006年就啟動了一個對可再生能源的計劃。當時美國政府測算，以為對可再生能源的項目有10%的違約率，所以民間資本和商業銀行不愿意貸款，政府表示愿意提供擔保，他們按照10%的違約率，提供了一部分的財政預算，準備承擔損失，結果發現這些項目的違約率只有2%，所以政府用了很少的錢，撬動了300億的可再生能源的貸款，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美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前述《指導意見》中提出了再貸款。對此，馬駿解釋說，央行可以提供便宜的資金給商業銀行，用于綠色金融的發展，包括去做綠色金融的貸款，甚至可以考慮買其他的綠色資產，這些都是用來降低綠色項目融資成本的和金融相關的手段，降低成本之后就可以提高回報率，從而克服外部性的問題。

此外，還有一類克服手段，就是把有利的項目和回報率比較低的綠色項目來進行捆綁在保險參與綠色項目的方式上，中國保險學會副秘書長蔡宇提供了經驗參考。他稱，浙江龍游是位于錢塘江源頭的一個生豬養殖大縣，2013年媒體報道黃浦江豬漂流事件，這一事件引發了社會關注。后來“生豬保險與無害化處理聯動模式”解決了這一問題。這一模式將生豬保險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捆綁”起來。養殖戶不再花一分錢便可處理掉病死豬，同時憑單據從保險公司領取理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