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的生效促使各國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本文基于國內外已有的實踐和研究，運用深圳碳排放權交易所的碳排放權價格數據，分析能源價格、宏觀經濟、氣候和國外碳排放權價格對國內碳排放權交易價格的影響。結果表明，國內碳排放權的交易價格受煤炭價格的影響最為顯著，空氣質量指數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工業指數和EUETS市場CER期貨的價格也存在著正向引導的作用，但系數較小；誤差修正模型結果表明，國內碳排放權交易價格存在“反向修正”機制，但其修正速度較慢。

自西方國家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經濟發展迅猛，對化石燃料的需求也不斷增長，進而導致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也稱碳排放量)與日俱增，全球變暖等氣候問題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為了抑制氣候問題的進一步惡化和保證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西方國家開啟了全球范圍內的減排計劃，《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分別于1992年和1997年正式通過，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規定“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責任。發達國家在減排目標的約束下，實施了一系列促進減排的政策和法案，并建立能提供碳排放權交易的市場，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發達國家的碳排放量，保障減排計劃的順利進行。

全球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自建立以來，經歷了迅速的發展。《京都議定書》作為全球強制性碳減排的最有力制度標準，規定了附錄I的37個工業化發達國家所承擔的減排責任。為了履行減排承諾，各國陸續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其中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從2005年正式運營，無論是市場價值還是成交量，都遠超其他發達國家的交易體系，成為全球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領跑者。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未包含在附錄I內的國家，雖然暫時不必承擔強制性的減排任務，但很多也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參與到全球減排計劃中去(《京都議定書》一共引進了三種履約機制來幫助各國降低減排的成本，其中CDM是附錄I國家和非附錄I國家能夠聯合開展碳減排項目的唯一機制)。

我國作為最大的碳排放國，同時也是最具減排潛力的發展中國家，一直以積極負責的態度推進CDM項目的實施，成為CER(碳排放核證減排量)市場最大的賣家。實際上，碳排放的買方(《京都議定書》附錄I國家，特別是歐盟國家)借助自身先進成熟的交易機制和市場，在全球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中掌握定價權，而以我國為代表的賣方則處于信息劣勢地位，缺乏定價權。特別是2012年后，CER價格多在低位徘徊，賣方被迫低價出售CER的情況時有出現，以致無法獲得合理的收益。

為了爭取碳排放的定價權，并且為了應對日后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性減排責任，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自2013年6月份以來，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和廣州五個城市陸續建立碳排放權交易所，并形成一定的規模。本文對國內碳排放的交易價格及其風險進行研究，發現其市場規律和運行特征，認識并規避有關的投資風險，對于我國掌握合理的定價機制，在國際碳排放權市場占有一定地位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