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預測方法

正如《IEA世界能源展望報告2015》指出的，中國可能已經進入了一個能源強度大幅降低的發展階段。本文在各個研究機構的成果基礎上，按照2010-2014的經驗，假設能源強度每年下降4%，并且在2016-2030年間，根據能源強度的變化，分別設置了3種不同的情景，基準情景（達到4%的降速），低強度情景（高于4%的降速）和高強度情景（達不到4%的降速），預測2030年前中國能源消費、能源消耗強度和碳排放量，進而從節能減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強度的角度，通過情景分析來探討中國2030年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峰值的可能情景。

具體地，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4》的統計數據和中國社科院《世界能源中國展望（2014—2015）》對2014年能源供求增速的預測，2014年中國能源需求與供應分別為38.78億噸標準煤和34.71億噸標準煤，參考中國社科院2015年9月發布的《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4~2015）》，預測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為6.9%，“十三五”時期的總體增長速度約在6%”，本文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GDP的預測，計算得出能源消費總量。

作為對比，比較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世界能源中國展望（2014—2015）》預計，“十三五”時期（2016-2020），受中高速經濟增長、“新四化”的推動和一系列環境政策等的約束，到2018年，中國能源需求增長速度有望進一步提升到3.97%，5年年均增長速度為3.79%。根據本文的估算，“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中國能源需求增長速度5年年增長速度分別2.71%（基準情景）和3.35%（高碳情景）。本文減排約束較強，是因為2015年以來霧霾等嚴重環境污染事件頻發，有理由預期政府可能加大治理污染的決心和力度。

（二）預測結果

在能源強度的低碳情景下，中國的碳排放目標可提前實現。預計2025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約為52.8億噸標準煤，并達到峰值，2030年達到51.9億噸標準煤。2025年，中國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近116億噸，同時達到峰值，2030年達到114億噸。之后，隨著能源需求增長放緩，特別是在煤炭需求達到峰值之后，中國碳排放的緩增趨勢更為明顯。在這種情景下，到2025年左右達到峰值的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在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往往存在相關關系，經濟增長的增速越低，能源消費的增速可能越低。由于GDP增速預期的放緩，能源需求增速回落，可能導致能源消費總量加速下降。第二，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實踐，能源效率的提升，意味著在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系數在減小，致使截止到2030年時，排放總量會下降。第三，過去的研究認為在碳排放和經濟增長之間往往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然而，也有學者發現在這二者之間存在脫鉤效應（Decouplingeffects），即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不增加排放。比如，2014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和經濟增長兩者之間呈現出明顯關聯，但是2014年的數據出現了一個積極的跡象，二者之間的關系出現脫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報告稱，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能源需求已表現出“脫鉤”的趨勢。

在基準情景下，中國的碳排放目標有可能實現。預計2025年，中國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近120億噸，并達到峰值。到2025年左右達到峰值的原因在于：持續的能效提高和風能、太陽能、水電和核電等低碳能源使中國的排放增長放緩。特別是，中國將在2017年在全國范圍內引入碳交易機制，執行強制性的能效標準，以及提高低碳能源使用都將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然而預計截止2030年，中國能源消費未達到峰值，但是已經增長非常緩慢，2026-2030年能源消費總量平均增長率為0.0065%。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約為54.6億噸標準煤，尚未達到峰值。

在高碳情景下，中國實現碳排放目標將非常有挑戰。預計截止2030年，中國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均未達到峰值，但是二者的增長率也較為緩慢，2026-2030年能源消費總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平均增長率均保持在0.63%。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約為60.3億噸標準煤，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135億噸，二者仍然沒有達到峰值。

四、政策建議

面對綜合的能源和環境問題，沒有“一招制勝”之策，需要采取一系列綠色轉型措施，重點包括實行質量和總量的“雙目標”控制。具體地，根據對能源“新常態”的特點和對不同政策下的情景分析的結果，我們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第一，對于我國2030年能源消費應制定中長期的規劃，按“五年計劃”分解總體目標。然后向前推出階段性目標及年度計劃性目標。2030年總能源消費目標是54.6億噸標準煤，運用底線思維設定能源消費的最高紅線和最大能源容量，在此基礎上分解五年計劃期間的任務。此外，雖然能源需求總量增速放緩，仍要防止不少企業在此條件下的投機行為，對能源總量的增加保持審慎態度。

第二，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實現“兩步走”，先調降煤炭比重，再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在十三五時期，把煤炭的減量以及清潔利用作為節能減排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20~2030年，把可再生能源的推廣作為政策重心。

第三，大力降低能耗強度，做到技術支撐和淘汰落后產能并舉。能耗強度的降低依賴于一定的技術支撐，采用實用的能效改進技術，目前我國在這方面做的仍然不夠，各部門缺乏頂層設計和環保技術金，特別是有些技術融資后，效益見效比較慢，降低能耗的空間可能有限。而另一方面，通過淘汰高能耗的產能來降低能耗的潛力也不可低估。未來在繼續大規模技術改造同時，注重淘汰落后產能。

第四，制定能源和環境規劃應該注重不同區域、不同產業間相關政策的協調。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能源消費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各不相同，因此各個區域或者省市都應該因地制宜，結合自身的特點制定的能源政策。根據西部地區的實際情況，合理消費能源，拒絕走東部和中部以高能耗為代價的老路。

第五，挖掘財政潛力，保障節能降耗、調整經濟結構方面的財力支持。經濟新常態下，財政收入增幅也會相應降低，這時更應該提高節能環保財政支出，加大節能環保投資的力度，建議明確提出環境投資占GDP比例的目標要求。同時發展綠色金融和綠色債券。同時，引導勞動力到服務業或者低污染強度的工業行業。

最后，加速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對不同產業和行業實行差別化的政策。加大對節能環保產業的政策傾斜，使干部任用與節能環保績效掛鉤，樹立“節能也可以提拔，環保也可以獎勵”的理念。同時，解放思想，能源結構優化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要認真考慮節能和環境在發展中的地位，過去環境資源在中國發展中的作用是一個約束性的資源，是對社會發展或者經濟走向的一個規制，未來可再生能等的發展有可能是一個驅動性的因素。